最近拜读了文学界老前辈韦君宜的《编辑的忏悔》一文，使我记起20多年前韦君宜老编辑老作家的二三事。
我是70年代中期与韦君宜前辈相识的。那时她在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业务方面的领导工作，用她自己的话说，是“管出书”的。当时因为工作关系，我常为人文社推荐黑龙江省作家的长篇书稿，每到人文社时，都受到她的热情接待。
记得，一年冬季，我省肇源县一位姓孙的青年女诗人，贸然闯入人文社，找到正在开会的韦君宜老师。当时韦君宜见这年轻女子身穿黄棉袄，头戴狗皮帽子，脚穿大头鞋———一个从最寒冷的地方来的陌生人，有点发愣。她马上把孙带到办公室，问其来意。孙说：“是吕中山老师让我来找您的，请您看一下我的一部诗稿……”说着，将黄背包里沉甸甸诗稿拿出来。韦君宜接过诗稿，细心地看过书目，之后，与孙商量地说：“这样吧，先把稿子放在这儿，你先回去，待我看过稿子之后，再和你联系。能用不能用，都会给你个信。”
一般来说，对待一个外地的无名作者，能得到北京最大而最具权威性的出版社主管出书的领导这样的回答，应该说是很满意的了。可是孙却提出来要在这儿亲自听结果，这种要求就使韦君宜有些为难了。她沉思片刻之后，问孙：“住下了吗？”
孙摇着头说：“刚下火车，还没有呢。”
韦君宜知道北京交通和住宿紧张，让孙在外边联系住宿，十分困难。于是，她有些歉意地指着办公室里自己用的那张床，说：“你就住在这张床吧，委屈你了。”
身为人文这样一个大社的领导，又是延安时期的资深老编辑，对于一个不相识的青年作者，竟如此关怀备至，这不仅让人十分感动，而且令人敬佩！
韦君宜忙里偷闲，起早贪黑，认真看过她的诗稿后，第二天就与孙谈了处理意见。
这件事韦君宜可能早已淡忘了，可我仍铭记在心里，是学习的榜样。
还有一事，就是韦君宜在《编辑的忏悔》一文里写到的，对《千层浪》等长篇小说书稿处理的“忏悔”。我觉得“忏悔”本身就是一种精神，更是难能可贵的。
《千层浪》这部长篇小说是我省作家钟涛、毕方长期在农村生活而创作的，原来是围绕靠自力更生搞农业机械化为主要线索而开展的故事。人文社在编辑出版这部书稿的过程中，对作者提出许多不切实际的要求，正像韦君宜在《编辑的忏悔》中写的那样：“第一条要编进去的内容就是要‘以阶级斗争为纲’。”也就是把要不要靠自己的力量搞农业机械化的内部矛盾，上纲为“两个阶级”的敌我矛盾。“要写阶级斗争，就要写敌对阶级，还要写具体破坏”。这样致使作品歪曲了生活真实，造成了严重的失误。应该说，这种失误完全是当时的那种极左路线即“阶级斗争为纲”的思想造成的，一般来说，编辑也好，作者也好，无需谁忏悔，也无人要求谁忏悔。然而，韦君宜却自觉地做了认真“忏悔”。什么叫忏悔？简单说就是有罪感，认识到自己过去的错误和罪行，表示痛心和悔改。那么韦君宜有什么错误呢？她自己说，那时引导以阶级斗争为纲，“以帮助作者胡说八道作为我们的‘任务’，我彻夜扪心，能不惭愧，不忏悔吗？”
其实，韦君宜当时的编辑思想都是按“红头文件”做的，也是无可非议的。我们许多人早就把那种失误忘到了脑后，更不要说忏悔了。然而韦君宜却不仅仅认错，而且还向公众“忏悔”，表示自责。她说：“我有罪过，而且没有别的改正做法了。十年内乱，自己受的苦自然有，也应该把自己的忏悔拿出来给人看看，不必那么掩饰吧。”
韦君宜老人的“忏悔”行为说明了什么呢？说明她有道德感和责任感。一般来说，越有道德感和责任感的人，才越有忏悔行为。韦君宜说：“如果现在我不说出真情，我将永远对不起他们”。我觉得这是一种境界！
这种境界说明，韦君宜有完善自己的品格和追求心灵平静的心态。她是主动地自觉地进行人生忏悔的，她觉得现在历史终于给了她忏悔的机会。如果不公开忏悔，内心里那种重负便不能释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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